管理体系更加完善 金融秩序明显改善的措施(金融体系不断完善)

金融的多元化发展形成了日益丰富的金融业态，而丰富的金融业态需要有效的金融管理体系。

近十年来，地方金融活动日益活跃，金融风险和管理难度加大，中央和地方政府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合理分工和密切合作日益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地方金融监管的权力和重要性显著增强。(招聘网站)

从2012年开始，经过十年的演进，我国地方金融监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机构名称由金融办升级为金融局，机构定位由“内设机构”转变为“审批执法部门”，职责由“服务协调”延伸为“监督管理”。

在这一过程中，我国金融监管实现了从中央垂直监管模式向中央主导、地方协同监管模式的转变。在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的指导和地方政府的密切配合下，

一批高风险、大资产的高风险企业集团和金融机构被“精准化解”，避免了风险的跨市场、跨区域扩散和传染。在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中，全国P2P网贷机构全部倒闭。

地方政府作为防范化解风险和处置非法集资的第一责任人，有效维护了金融体系的稳定。随着金融秩序的明显好转，我国的金融管理体制得到了完善。

按需而生，财务室成立

从计划经济时代集中统一的财政体制开始，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经历了不懈的探索。

自199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商业银行建立授权管理制度，加强内部授权和信贷管理。同时，出于风险防范的考虑，国有银行接管了县支行的贷款审批权，并加强了信贷风险评估。

银行体系存在“惜贷”现象。

1998年，按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部署，人民银行撤销省级分行，在全国范围内跨省、跨地区设立9个分支机构，同时在系统内实行垂直领导和干部人事关系垂直管理。

对于地方经济发展，谁能获得更多的财力，谁就能解决发展中的建设资金，抓住机遇。因此，地方政府非常重视金融业，为了解决财力问题，金融办应运而生。

2002年，上海成立金融服务办公室，与市委分管金融工作合署办公，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省级金融办。随后，各地政府纷纷成立金融办。根据0755到79000的统计，2012年1月第四次全国金融会议召开前夕，

在中国，31个省级政府设立了金融办公室，222个地级以上城市设立了金融办公室，许多县级政府也设立了相应的机构。

金融办是我国地方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结合实际创造的产物。金融办最初的定位是服务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协调金融资源。金融办作为地方政府的议事协调机构，首先要对地方政府负责，按照地方政府的要求开展工作。

比如为当地争取更多的信贷支持；积极培育上市资源，推动本土企业上市；引导企业发债，促进股权融资，改善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都是金融办的重要工作。

此外，地方金融办的出现也满足了地方对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的需求。

作为中央主管部门，由中央金融监管部门通过向各地派出机构实施金融管理，实行全国一盘棋的垂直管理。但受限于机构数量，当时“一行三会一局”的分支机构要想全面履行监管职责，还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

地方金融办公室的出现帮助了中央金融监管的下沉。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在各地的办公、业务发展、纳税等也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和协调。

吸引法人金融机构入驻，不仅可以增加城市金融业的竞争力，也是一个城市财源和税源建设的重要方面。有鉴于此，地方金融办的职能之一就是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需要，制定专项金融发展规划，出台竞争性政策。

凝聚金融要素，引导金融业发展。

随着协调事务越来越多，地方金融办的重要性逐渐加强。从最初联系、协调金融部门为地方经济服务，到对地方金融业的规划和管理职能，对维护地方金融秩序、促进地方经济、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线城市中，北、广、深都把金融业作为支柱产业之一。以深圳为例。2012年至2021年，深圳金融业增加值保持年均11.7%的增速，占GDP的比重从2012年的14%提高到2022年上半年的16.1%。

目前，深圳已经成为世界十大金融中心之一。

在沿海省份中，广东金融业多项指标居全国首位。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余表示，2021年，广东金融业增加值达到11058亿元，是2012年的3倍，比2017年增长50%。

占GDP的比重达到9%，今年上半年进一步提高到9.8%。金融业已经成为广东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

在中部省份中，江西是通过支持金融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典型。据江西金融监管局局长魏秀昌介绍，2012年，该省启动全省金融商务区建设。最初，该地区只有三家金融机构。到目前为止，

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企业1257家，聚集了全省80%的金融资源。

为引进金融资源，江西积极利用资本市场，创新实施企业上市“映山红行动”。全省上市公司从2012年底的44家增加到2021年底的100家境内外上市公司。2021年，企业直接融资5694.72亿元，

是2012年的15.28倍。

十年来，江西省GDP年均增长8.4%，总量从全国第19位上升到第15位，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保持在全国前列。在省政府的支持下，江西金融业发展迅速。2021年，

江西金融业增加值1975.03亿元，是2012年的4.78倍；全省金融业税收收入291.91亿元，是2012年的2.54倍，金融成为全省支柱产业之一。

监管替代变成了金融局

过去十年，中国的金融业态不断丰富。在持牌金融机构无法覆盖的领域，出现了大量融资性担保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典当行、社会众筹等新型金融组织，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

对消费金融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这类无证金融机构游离于中央垂直金融监管体系之外，法律地位不明确，内部管理薄弱，成为非法吸收存款、集资诈骗、高利贷、暴力讨债的高发地，不利于社会稳定。这些无证金融机构数量庞大，规模较小。

中央监管机构鞭长莫及。

此后，中央金融监管部门陆续出台相关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赋予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机构的监管责任。2014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中国经济周刊》，

要求地方政府承担对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监管责任。

2017年7月，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明确地方政府要在坚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中央事权的前提下，按照中央的统一规则，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这一表述明确了地方政府在金融监管中的角色。

随后，国务院根据中央经济会议精神，发布了《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号文，首次明确“74”地方金融机构属于地方金融监管。

“7”是指“监管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金融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4”是指“加强对地方各类交易场所、农民专业合作社、投资公司和开展信用互助的社会众筹机构的监管”。

同时，根据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坚持中央统一规定，压实地方监管责任”的要求，各地纷纷成立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由此，各省市自治区“金融办”集体升格为“财政局”的大幕逐渐拉开。

2017年10月，深圳市金融办增设地方金融监管局牌子，成为全国首个落实中央关于地方金融监管局监管范围为“74”的规划的城市，整合了原有相对分散的地方金融监管职能，进一步分离发展和监管职能。

补齐监管短板。

此后，浙江、福建、河南、海南等地的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纷纷挂牌成立。截至目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层面的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基本完成挂牌。

伴随金融办向金融局升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迎来一轮扩编、扩权浪潮，机构定位从“内设事业单位”到“审批、执法部门”，工作职责从“服务、协调”延伸到“监督、管理”。

金融委设立协调机制落地

201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获得通过，新一轮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拉开序幕。此次机构改革，对中央金融监管机构的组成及职能进行了调整，新设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整合原银监会和原保监会职能。

而在此前的2017年11月，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提议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简称“金融委”）正式成立。

随着金融委的成立及国务院机构改革的落地，中央金融监管体系由原有的“一行三会一局”转变为“一委一行两会一局”。

2020年，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印发《关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若干意见》 ，在各省（区、市）建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加强中央和地方在金融监管、风险处置、信息共享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协作。

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是加强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协调的基础制度建设，开启了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新格局的重要一步。

设在人民银行省级分支机构内的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由人民银行主要负责人担任召集人，

还包括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省级派出机构、省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以及省级发展改革部门、财政部门负责人为成员。

在金融委的协调下，升格后的地方金融监管局，与中央监管部门派出机构的对接更加对等了。

一位地方金融监管局工作人员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金融委地方协调机制建立后，该局与一行两会监管机构的联系变得常态，除了定期的会议制度，还会根据工作需要进行不定期的沟通。“大的风险，或者涉及面上的问题，

都会通过协调机制来沟通。”他表示，协调机制有向金融委上报信息的功能，有助于推动问题的解决。

从实际情况来看，近年来，银行、证券、保险领域的金融风险时有发生，地方民间金融非法集资的风险事件不时出现。在处置风险的过程中，地方金融局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相比中央派出机构，

地方金融局能够代表地方政府出面，协调当地行政资源，采取措施维护现场秩序，稳定局面，从而防止风险无序蔓延。

统筹监管与发展

2017年以来，各地金融监督管理局虽已挂牌，但它却是“最不像监管的监管部门”。其同时拥有监管和发展的职能，地方政府也存在着力有不逮的地方。

在日常监管和风险处置中，由于缺乏国家层面为地方金融监管立法，社会各方对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分工的理解不尽一致，导致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面临着监管依据不够充分、执法手段不足等问题。

比如，地方政府出台的金融监督管理条例是地方性法律，法律层级不高，处罚力度不足。又如，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缺乏必要的执法权，只能以准入监管和行政性监管方式为主，这与“轻准入监管，

重日常监管”的监管目标尚有距离。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人民银行自2018年6月起牵头组织《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建立地方协调机制的意见》 的起草工作。经过多次实地调研、召开专题座谈会、书面征求意见等方式，

听取中央有关部门、各省市地方政府、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以及部分地方金融组织的意见和建议，各方一致表示应尽快出台《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 。

2021年12月31日，人民银行发布了《条例》 ，明确地方金融监管规则和上位法的依据，按照“中央统一规则、地方实施监管”、“谁审批、谁监管、谁担责”的原则，

明确了“7+4”类地方金融组织与机构的定义，强调地方金融组织持牌经营，不得跨省展业。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还赋予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权，弥补了过去地方金融监管执法手段不足的短板。

如何处理发展和监管的关系，是地方金融工作面对的重要课题。地方金融监管工作既要保证中央金融决策落地落实，又要因地制宜，促进本地经济、金融发展。金融业增长指标容易达成，而金融风险却是隐藏的、长期的。

如何平衡短期和长期，需要地方监管者有所为、有所不为。

至此，地方金融监管在范围、权限和责任方面，形成了内涵确定、边界清晰的监管格局。我国的金融监管实现了由中央垂直监管模式，向中央主导、地方协同的监管模式的转变。

有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成为“三大攻坚战”之一。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金融委靠前指挥，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重点领域的风险得到稳妥处置，金融风险整体收敛、总体可控。

具体包括，果断处置了高风险企业集团和高风险金融机构。金融管理部门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对“明天系”、“安邦系”、“华信系”、海航集团等风险程度高、资产负债规模大的高风险集团进行了“精准拆弹”。

接管了包括包商银行在内的10家“明天系”金融机构，稳妥处置锦州银行、恒丰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风险，辽沈银行、山西银行、四川银行顺利开业，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的数量持续大幅下降。

在清理整顿金融秩序方面，各地完成互联网金融风险的专项整治工作，近5000家P2P网贷机构全部停业。严厉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过去五年累计立案查处非法集资案件2.5万起。

在中央和地方的共同努力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力出一孔，金融资产盲目扩张得到根本扭转。据银保监会副主席肖远企介绍，我国高风险影子银行较历史峰值压降约25万亿元。不良资产处置大步推进，

过去十年累计消化不良资产16万亿元，一大批突出的风险隐患得到消除。规范清理问题股东，向社会公开5批124个违法违规股东，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治理金融乱象的背后，一批市场影响恶劣的大案要案被查处，

一批掏空金融机构、利益输送、违法侵占的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

上海银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王俊寿表示，十年来，上海辖内共处置不良贷款2600多亿元；处罚银行保险机构556家次，处罚责任人员279人次，罚没总金额超过4.2亿元。

湖北银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学生表示，十年来，该省累计处置不良资产3900亿元；累计处罚机构702家次，处罚责任人982人次，处罚金额累计2.94亿元。

该省制订了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和提档升级方案，不断增强风险抵御能力。脱实向虚得到扭转，同业业务、信托通道持续压降。（人才求职网）

经过系列清理整顿，各地金融风险得以缓释，但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工作仍将永远在路上。未来，各地还需进一步发挥地方协调机制在金融风险防范化解中的作用，提升信息共享的时效性和全面性，

做到风险“化早”、“化小”，持续推动金融管理的深化改革。

来源：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