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粮票什么时候取消的了(山东省粮票)

山东粮票什么时候取消？为什么现在人们还在使用食品券？这些问题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粮票？粮票是我国1955年发行的一种凭证，其主要功能是购买粮食。那么粮票从哪里来呢？其实粮票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粮票。粮票由国家统一发行，每个城市都有一定数量的粮票。20世纪80年代，粮票在我国非常稀有，甚至珍贵。

1982年4月，深圳攀西酒家开业。该酒店始建于1947年，总店位于广州西郊荔湾湖畔。以其宏伟、精致的园林建筑，成为全国最大的花园餐厅。被誉为“江南酒楼之一”，与北苑饭店类似。与南苑、南苑并称广州三大花园餐厅。20世纪90年代荣获“中华老字号”、“全国特级酒家”称号。

这样一家酒店的开业，对于刚刚经历“文革”、回归正常生活的人们来说，是一件大事。白墙黛瓦，翠绿榕廊，金龙皮乳猪、八宝冬瓜盅、青白兔饺子、鹤鹌鹑千层糕等名菜小吃，无不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然而开业仅两天，总经理见酒店生意红火，就皱着眉头到市政府告状（攀西酒家于1958年国有化）。

这就奇怪了，为什么生意好的时候你还在抱怨呢？你觉得钱太多了吗？

时任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财贸办主任李丁回忆，总经理抱怨说，很多来店的顾客没有粮票，吃不了饭。酒店和客人都很着急，但也无能为力。脾气暴躁的顾客对工作人员生气：什么特区？我连饭都吃不了！

20世纪80年代仍然是邮票的时代。出门携带粮票就像我们今天出门携带手机一样。如果我们不带的话，我们就吃不上饭。因此，有人将粮票称为“吃饭的护照”。但在按户籍实行配给的计划经济时代，深圳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没有粮票呢？

这其实是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初期遇到的一个大问题。

当时深圳成为经济特区还不到两年。大批建设者、企业家、农民工来自全国各地。20世纪80年代初期，深圳的人口从2万到3万，再到50万、60万。如何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是深圳市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

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中英街

来深圳的外国人大多在深圳，有本地户口。您可以携带一个月的食品券，第二个月请家人寄给您。但到了第三个月，很多人就坚持不下去了。毕竟他们一家人也需要吃饭，哪有那么多粮票？发送？即使是有粮票的人，由于劳动强度大、饭量大，口粮也根本不够吃。

那时候，食品券只能在居住地领取，这意味着无论你来自哪里，都可以在那里获得食品券。因此，外地人无法在深圳领取粮票。

此外，还有不少人到深圳淘金，偷偷跑了。原单位根本不知道。时间长了一旦被发现，单位肯定会去粮食部门取消他们的票供。这样一来，这些人就成了“无粮户”，将挨饿。

好在他们在深圳赚了钱，可以在市场上购买高价粮食（特价粮）来解决吃饭问题。他们并不真正关心是否有食品券。但当我想在泮溪酒家这样的国营饭店吃一顿美餐时，却绕不开粮票。

攀西酒楼拥有周恩来总理接见的全国最好的糕点师罗坤、优秀糕点师齐惠瑞、特级厨师范汉红、杨海等强大的技术团队。八个名糕点、八个名菜曾受到广州市政府*的好评和国家领导人的称赞，享誉海内外。

攀西餐厅内景

很多人来泮溪酒家只是为了尝尝他们的点心和菜品，以为没有粮票，多花一点钱，也能吃饱。但泮溪酒楼规定，所有用米、面做的主食和零食都必须用粮票购买。

结果，那些没有粮票的客人只能干瞪眼，酒店也无能为力。客人们兴高采烈地来了，却狼狈地回来了，也只能狼狈地走了。眼看着东西卖不出去，酒店声誉受到影响，总经理怎能不着急？

李丁听了总经理的说法，也感到很尴尬。粮票虽小，但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他能做什么？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当时我们吃饭需要粮票呢？直接用钱不行吗？

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我国为什么实行粮票制度。

粮票、肉票、布票、油票等商品票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工业水平落后，商品供不应求。为保证供需平衡，国家对城乡居民生活必需品实行计划供应，并按人口指标发放专项购买券。

然而，优惠券制度并不是我国独有的。17世纪的法国、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二战时期的美国以及一些欧洲国家都发行了代金券，提供生活必需品的计划供应。但他们的罚单持续时间短、范围小、社会影响不大。真正使票证成为一种经济制度、普遍而固定的，是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下发票的原因大致有两个：

首先，计划经济的设计者和理论家认为，货币是旧社会和资本主义的产物，计划经济必须建立一个全新的制度，没有市场经济的缺点。为此，他们经过多方试验，最终建立了票务系统。

二是由于短缺。计划经济被国外经济学家称为“短缺经济”。当物资极度短缺时，使用消费券配给消费品可以避免分配不均。这是当时解决短缺最有效的办法。

1966年国家食品券

1953年，我国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供应。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第十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第《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号，对本市人口实行“四证三票”制度，即：城市居民食品证明、工业原料食品证明。商业行业、饲料证明、粮食供应转移证明；国家粮食券、地方粮食券、地方物资券。从此，各种粮券开始走进中国老百姓的生活。

当时的配给方式是根据家庭人口、年龄、职业等实行不同的标准。例如，1955年，北京城市人口的配给标准是按照重体力劳动人员的类别来分配的。轻体力劳动者、职工和脑力劳动者、学生。对各年龄段的居民、儿童进行分类，针对不同人群量化不同。例如：重体力劳动者每月口粮为57.07斤，普通居民为27.86斤，3岁以下儿童仅为9.02斤等。

1955年10月1日，我国第一套国家粮票正式发行。随后，油票、肉票、布票等票种也相继出现。四年后，即1959年，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将商品券数量增加到食品、服装三大类12种，其中有鸡蛋券、糖券、鱼券、糕点券、肥皂券、香烟券。棉絮票、碱面票等都是当时出现的。

1955年一套国家食品券

到1961年，实行凭券供应的商品已达156种，其中副食品90%、工业品68%必须凭券购买：吃饭要粮票、喝酒要票、吸烟需要香烟印章。一盒火柴只要一分钱，还需要比赛门票，更不用说缝纫机、自行车等贵重物品了。

鸡蛋邮票

为了配合门票的使用，各地发行了各种采购书，如粮食书、副食书、煤炭书等。

与门票制度相对应的，还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农村人可以去城市，但不能工作，因为每月配给的食品券和汽油券只提供给城市居民。农村人得不到口粮，就吃不上饭，就无法在城市生存。这样，农民就与土地牢牢地绑在一起了。

不仅如此，即使是不同省市之间的迁徙，也受到食物关系的影响。比如去外地出差，必须带着雇主的介绍信去粮店换取国家粮票。不然拿当地的粮票，不能在其他地方花钱，就会挨饿。

如此严格的门票制度并不是严格的国家政策，而是物资短缺时代的无奈之举。

几十年来，“你唱我上台”的各种门票让人眼花缭乱。在众多门票中，唯有粮票牢牢占据“老大”地位，被誉为“中国一票”。这也难怪，人人都要吃饭，想吃饭就得买菜。你可以没有其他门票，但你不能没有粮票。

那时候过年、过节走亲戚，除了粮票什么都不用带。如果主人不留食物，路上就得用粮票买食物；如果主人留下食物，你要向主人支付相应的粮票。因为大家都是配给的，如果你喂给别人，主人家可能就会有人挨饿。这与关系的远近、亲情的深浅无关，而是胃的问题。

1961年，著名国学大师吴宓想去广州拜访陈寅恪。陈寅恪很高兴，却写信给吴宓：“哥哥每天带七两米票，看来够两顿饭了，我早上应该买鸡蛋送礼，也许没问题。”

吴宓回信说自己带了很多粮票，一天一斤，不需要陈寅恪再给他准备早餐。

吴宓与陈寅恪、唐永通并称为“哈佛三杰”。吴、陈当时都是大学教授，收入也不少，但他们在信中特别提到了粮票。由此可见粮票的重要性吸引了所有的高手。不能免俗。

不仅是他们，国家领导人也要用粮票招待客人。

1963年，周总理在***举行宴会，为参加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中国国家乒乓球队送别。大家坐下后，邓颖超拿出一瓶酒，说这瓶酒是一位外宾送给总理的。总理不愿意喝，让我拿来给大家送行。今天总理请客，但是粮票你们要自己付。

那时候，人们可以慷慨地给钱，但不能慷慨地给粮票，因为没有人有多余的粮票。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成为制约泮溪酒家发展的瓶颈。

潘西总经理告诉李丁，客户表示，贵一点没关系，只要买得起就行。

据总经理介绍，如果市里能允许攀西购买一些高价粮食，酒店能提高价格把粮食卖给没有粮票的客人，那就皆大欢喜，不就好了会很棒吗？

但李鼎却不能轻易表达自己的立场。

当时，泮溪酒家是由深圳友谊公司和广州餐饮服务公司合资经营的。它是国有的。如果打开这个口子，万一出现问题会怎么样？

李鼎拿不定主意，决定和大家商量一下这件事。

当天，李鼎在市财贸办主持召开会议，讨论泮溪酒楼是否可以采购高价粮食。

会议上支持者和反对者平分秋色。

支持者认为，这可以解决没有粮票的人们的吃饭问题，繁荣市场；反对者认为，国企高价收购粮食违反国家政策，不能支持。

会议期间，攀西总经理一直在门外等待结果。李丁出来告诉他，他个人支持攀西收购高价粮食，但是他要把这件事报告给领导，看看领导的态度。

时任深圳市副市长周锡武听完李鼎的汇报后，当即表示同意，并要求李鼎不要挖大坑，先以攀西宾馆为试点，试一试。

李丁对周副市长的直率态度感到惊讶。没想到领导这么爽快地答应了，这也更加坚定了李丁开展试点的决心。

得到市里的许可后，泮溪酒家的管理人员非常高兴，立即开始从农贸市场采购高价粮食进行烹饪。前来用餐的客人无论有没有粮票都可以用餐。只不过有粮票的卖得便宜，没有粮票的卖得贵一些。

比如，当时有粮票的人一碗饭要5分钱，没有粮票的人要50分钱。价格贵了10倍，但没人觉得贵。相反，他们都称赞它。酒店总经理还特地去向李丁汇报了这个好消息。

泮溪餐厅开业后，其他餐厅纷纷效仿。不久之后，一些公司、单位的员工食堂也开始这样做。

但没粮票吃饭的问题解决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由于越来越多的地方出售没有粮票的餐食，食物突然短缺。

这是可以想象的。毕竟国家分配的粮食都是按口粮供应的。市场上流通的高价粮食不多。现在大家都来买了，自然买的就越来越少了。

周锡武无奈，只好帮李丁“清理阴道”，并带他四处寻找食物。他们前往河南、河北、江西等产粮大省驻深圳办事处，请他们帮助做好粮食生产。

人说有粮，但国家有统购统销，所以少量购买可以，大量购买不行。

周、李强硬地说，只要有粮食，即使在农村高价收购，也不能大量运输，可以小包装、小批量运输。

副市长亲自出面，但几个办公室的人都极力拒绝。同时，他们也被他们的“政策”所感动，于是偷偷地帮他们弄到了不少食物。

在此，我们应该向深圳两位领导人周锡武和李丁致敬。正是他们的悟性、果断和努力，打响了全国价格改革运动的第一枪。

随着粮食供应的开放，深圳变得更加大胆。他们利用国家特殊政策，筹措紧缺物资，满足特区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

当时，国家允许深圳外汇全部储备自用。深圳***一方面用外汇购买物资，同时邀请全国各地商务部门在深圳开设收外汇券的商店，扩大外汇来源。收入。

此后，更多的省份来深圳设立办事处，更多的业务部门与深圳联合成立贸易公司。山东的青岛啤酒、四川的香肠、腊肉、江西、湖南的腐竹、莲子等产品越来越多。源源不断地运往深圳，极大地满足了深圳的市场需求。

然而，停办一段时间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重点还是在食物上。

1983年，深圳销售的1亿多公斤粮食中，40%是高价粮，60%是从外省进口的低价粮。高价粮食比低价粮食贵40%以上。有粮票的人自然会购买便宜的食物，而没有粮票的人只能花更多的钱购买高价的食物。花钱多的人感觉吃亏了，有强烈的主见。

此外，为了稳定市场，深圳对粮食实行倒置收购和销售政策，即高价收购、同价出售，损失纳入财政补贴。仅1983年，深圳财政就提供补贴937万元，压力巨大。

深圳市政府此时面临的问题是：两个市场、两个价格、购销倒挂、财政补贴。所有这些问题都很棘手。要想彻底解决，就必须触及最敏感的问题————粮票。

箭在弦上，箭在弦上，无奈之下，深圳市政府想到了彻底取消粮票。一旦取消粮票，放开粮价，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深圳市***敢这样想当然是有原因的。

早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初，毛泽东主席就多次表示，改革中最关键、最困难、最敏感的问题是价格改革，价格改革即使有很大风险也必须攻克。

1982年，中央选择深圳经济特区作为价格改革试点城市，逐步放开生活必需品、工业品价格，随后过渡到部分农副产品价格。

另外，当时改革已经进行了五六年，当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4.07亿吨。据10月《经济日报》统计，我国人均粮食供应量近400公斤，基本解决了10亿人的温饱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84年11月，时任深圳市市长的梁翔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话题是：是否彻底取消粮票，开放粮食供应。

会议上，有人算了一笔账：

1984年，1斤3号大米售价0.146元，放开价格后涨至0.29元。按照每名员工1.56人的扶持系数计算，每名员工每月要增加支出4.95元。加上副食品等生活必需品涨价，每位员工每月的支出将增加13元。

因此，会议决定对取消粮票后员工产生的额外费用进行补贴，与工资一并支付。这提高了粮食价格，消除了政府购销倒挂，政府不会大幅增加补贴员工的支出。

1984年11月4日，《深圳特区报》在首页发布了一条消息：

“经上级批准，深圳市政府决定，自11月1日起，深圳经济特区（不含宝安县）取消粮油、猪肉券，实行价格协商、开放供应……”

消息发布后，市场出奇的平静，价格并未暴涨。而且，一些人发现，粮票取消后，他们的食物摄入量比以前减少了。以前一个月30斤大米还不够，现在一个月10斤有时都吃不完。

为什么？那是因为肉、蛋、鱼、蔬菜、水果等东西越来越多，米饭吃的越来越少。

至此，深圳已成功取消门票，比全国最终取消门票提前了近10年，深圳已成为广东乃至全国物价改革的试验田。

1985年，广东放开部分粮油价格，实行自由购销。1988年，食用油价格全面放开，取消居民配给。1992年，广东率先放开粮食购销价，取消粮簿。

继广东之后，上海也于1993年4月取消了粮油肉蛋券。5月，北京放开了粮油价格，取消了券供应制度，停止了粮券流通。到1993年底，全国95%以上的市县完成了食品价格放开改革。

后来，1993年至1994年虽然出现过短暂的粮价上涨浪潮，部分地方恢复使用粮票，但这只是余波。在国家的调控下，粮价最终趋于稳定，粮票未能东山再起。

如今，粮票作为一个时代的印记，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能够记住的人越来越少，除了那些收藏家。遗憾的是，作为曾经使用过粮票的笔者，家里却找不到粮票。不然我也可以卖掉赚点钱吧？

想到这里，我感觉自己错过了一个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