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年金融形势(2021年下半年金融形势)

编辑在近期举行的2021金融四十年会暨研讨会“新发展阶段：开放与展望”平行分论坛1上搜图。

与会嘉宾就“后疫情时期的宏观政策选择与风险应对”进行了深入探讨。

与会专家表示，当前经济仍在复苏，但复苏呈现边际减弱趋势。总体来看，全球商品消费对服务消费的替代效应有所放缓，全球供给限制部分恢复。

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增加了。

今年下半年后，中国实际经济增长可能会稳定在比疫情前更弱的水平。同时，中国区域性金融风险可能上升，包括大规模信用债券违约风险和小微企业贷款坏账风险。监管部门需要为此做好预案。

与会专家建议，当前形势下货币政策应更加积极。首先，货币政策可能适合在金融风险的事后处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宏观政策应该支持总需求，并根据增长边际放缓的变化进行调整。

更加积极地运用货币政策，减少对财政刺激的依赖。此外，从事前监管的角度，要提高微观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中国经济复苏呈现边际趋弱趋势。

目前经济继续复苏，但边际复苏有所放缓。

2021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速18.3%，环比0.6%，两年平均5.0%。就业市场仍有压力，服务业缓慢修复就业，青年失业率上升，高校毕业生就业矛盾更加突出。

城镇居民和农民工收入增长明显低于近五年平均水平，收入差距扩大。

从宏观数据看，居民消费仍明显偏离疫情前水平，具有较大的复苏潜力；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放缓，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面临下行压力；出口保持在高水平，

然而，中国强劲出口的可持续性取决于海外供需的相对恢复速度。

今年下半年后，中国实际经济增长可能会稳定在比疫情前更弱的水平。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全球商品消费对服务消费的替代效应放缓。疫情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不对称的，商品消费明显取代了服务消费，使得全球工业生产和货物贸易在去年下半年强劲复苏，超过了疫情发生前的水平。

随着全球经济活动的全面恢复，这种替代可能很快就会逆转。

其次，全球供应限制已经部分恢复。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大部分地区生产和供应受限，但中国较早控制了疫情，大量订单转移到中国，中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明显上升。疫情得到控制后，将恢复部分工业产能。

但从石油、芯片等基础产品来看，供应约束仍将存在一段时间，与此相关的通胀压力在中期仍将存在。

第三，即使在疫情得到控制的条件下，预防性储蓄的上升仍然表现出很强的惯性，使得经济活动很难迅速恢复到疫情发生前的趋势。从中国的经验来看，疫情期间增加的被动储蓄，并没有在疫情得到控制后迅速释放。

下半年区域性金融风险可能上升，需要做好预案。

下半年，中国面临区域性金融风险上升的压力。

经济的恢复性增长是不平衡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地区之间的不平衡。部分地区经济增长乏力，人口净流出严重，地方债务风险较高，导致违约风险时有发生，地方金融信用环境遭到破坏。

贷款和社会融资增速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去年以来，许多大型企业发生债务违约，对区域金融、信贷和债券市场以及金融生态产生了负面影响。今年到期的信用债还有很多，部分企业面临兑付压力，风险可能会沿着债务链条蔓延到其他金融领域。

因此，区域性金融风险可能上升，包括大规模信用债券违约风险和小微企业不良贷款风险。

一方面，信用债市场风险更大。咏梅事件对信用债券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企业主动收缩信贷，一级市场发债规模下降，提前还款占净融资比重上升。与此同时，信用债违约风险大幅增加。

2020年第四季度和2021年第一季度的债券违约数量和规模都远高于同期历史水平。

近期信用债市场违约事件频发，违约金额剧增，是迟早要发生的问题，也是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处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明确规则，引导预期。

要灵活运用破产债务重组、债务期限结构调整、债券股权置换等方式，防止这一过程出现新的扭曲，确保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另一方面，银行不良资产率有所上升。为了应对疫情，国内外都出台了“不惜一切代价”的政策，但不同的疫情救助政策带来了不同的政策后遗症。中国的援助政策主要保护经济主体。在政策的指导下，

我国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总额超过15万亿元，其中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余额为7万亿。很多企业挺过了疫情危机，但结果是企业杠杆率大幅上升。

中小企业信贷逆周期扩张反映的是政策作用，而不是市场化信贷决策的结果。

随着经济复苏放缓，今年下半年银行不良率上升是大概率事件，不确定性可能是上升的幅度。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银行不良率上升和地方债务风险，要提前做好工作，明确责任方。

在当前形势下，货币政策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首先，货币政策可能适合在金融风险的事后处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有明确的界限。财政政策是免费的，服务于公共目标，而货币政策是受约束的，有偿的，以市场为导向的。

在选择使用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时，首先要看其目标是应对“天灾”还是“人祸”。比如这次疫情是“自然灾害”，用财政政策来分担损失更公平合理。再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是一场“人祸”。

用货币政策传导给市场机构更有约束力。

因此，结构性的货币政策支持更适合于金融风险的处置，财政政策也可以通过贴息或其他方式与货币政策相配合。

第二，从事前监管的角度，要提高微观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为了更好地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一是要不断提高微观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在准入环节坚持金融业务的特许经营，加强对金融行为的监管，构建更加稳健有效的金融安全网。

二是明确金融机构与政府的责任边界，做到“政府归政府，金融归金融”。如果涉及一方在另一方的帮助下行动，必须在责任归属和后果方面制定明确的计划。

第三，为了应对下半年可能出现的一些金融风险，政府要形成预案，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三，宏观政策要支持总需求，并根据增长率边际放缓的变化进行调整。

总需求管理政策要坚持“以我为主”、“不急转弯”的原则。面对经济增长边际放缓、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应更加积极地运用货币政策，减少对财政刺激的依赖。

在广义财政政策方面，要保持对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群体的政策支持，同时控制隐性债务的扩张，重点解决专项债务的使用效率问题，稳定基础设施投资增速。

货币政策方面，在广义财政支出大幅放缓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转型阶段，应积极填补总需求缺口，充分利用利率政策工具降低债务成本，提高资产估值，以支持总需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