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的区域竞争取决于该区域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据有关资料，2005年，全省三次产业结构为19.4∶40.2∶40.4，第一产业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从湖南的工业制品来看，初级产品多，高附加值产品少，因此湖南是典型的农产品生产区域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聚集区，从理论上说，只可能在国际分工中充当农产品和初级产品的生产者。
在这种分工状态下，如果任由经济自由发展，湖南将在竞争中陷入一种相当危险的境地。处于分工高级层次的优势区域资金、人才、技术、管理等的优势所发挥的“马太效应”，在自由竞争中就会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后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竞争格局。这将是所有湖南人都不愿看到的结果。
不过结果并不是只有一个，有关专家指出，区域竞争的分工是一种动态模式，任何区域的分工都处于不断变动之中。落后区域完全可以通过政府有意识的产业战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分工层次，这一点在19世纪的德国、20世纪的日本都曾有过先例。
因此政府有意识的产业引导，对湖南在区域竞争中获得优势是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近日党代会传来的信息来看，这种引导主要在基础产业上。所谓基础产业主要包括农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装备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等，是支撑经济社会运行的基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础产业越发达，其经济社会运行就越顺畅、越有效。发展基础产业，能带动下游产业、关联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催生产业集群。没有基础产业的发展，产业集群便难以产生，新型工业化就失去了着力点。
湖南一直是农业大省，但这个农业大省在前不久农业部举办的100个中国名牌农产品评选中，入选的只有2个。这从某种层面上折射出湖南农业的尴尬，即在传统农业上的现代商业模式的缺失。而从工业来看，仅以装备制造业来说，号称湖南第一大产业的机械制造业产值全省仅相当于浙江宁波一个市的产值。因此基础产业亟待政府层面有意识地加大投入和引导。
但这种引导需要掌握一个平衡点，即把握行政职能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对基础产业的引导到底能进入多深？如何既有意识地发展产业，调整结构，又遵从市场规则？同时从基础产业本身而言，也存在矛盾，即工业和农业的矛盾。
任何工业的超速发展都是以掠夺农业为代价的。前苏联就是由于过快的工业化又未能及时提高农村购买力水平导致了整个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而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则恰好填补了前期超速工业化带来的农村购买力压缩的空缺。这样才相对保持了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平衡。
湖南目前对基础产业的引导不仅要加大对基础工业的投入，还要兼顾农业。但资源却是有限的。因此如何在农业与工业之间取得资源配置平衡，保持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平衡，也是目前政府层面亟待解决的难题。
正如拉美大部分国家由于放任经济的自由发展，缺乏有意识的超前的工业化战略以致经济一直停滞不前。没有对基础工业有意识的培育，湖南经济仍然只能徘徊在农业大省。因此湖南已经到了不得不面对这两个难题的时候了。
从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工业与农业资源配置的矛盾，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300年来经济学史最大的两个难题，也是争论最激烈的论题。而我们现在要着手解决这两个难题，从而为湖南的经济开辟出一条新路，其艰难可想而知。十分欣慰的是本次党代会对“三基”更高的历史性认识，将把湖南经济发展导入一个新阶段。(本报评论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