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节的是)

为了更好地部署和充分发挥财政金融政策的作用，7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支持扩大内需和调整结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以减税降费为主。稳健的货币政策应该适度，

保持适度的社会融资规模和合理的流动性。

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的专家表示，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政策措施具有现实意义。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货币、金融和财政政策应由全面收紧向结构性宽松转变，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

这项政策反映了结构改革的要求。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在全年减轻市场主体税收负担1.1万亿元以上的基础上，将企业R&D费用扣除比例提高到75%的政策由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大到所有企业，初步预计每年可减税650亿元。

已认定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值税退税1130亿元，要在9月底前基本完成。加强有关方面的衔接，加快今年1.35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和使用，推动在建基础设施项目早日取得成效。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康佳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政策措施具有现实意义。政策要慎重制定，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货币政策要适度从紧。

更好地体现优化结构的作用。减税降费要重点降低税外负担，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隐形负担、官员不作为的利益损失等。应该从改革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我们应该以有限的财政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创新和信用保障方面更有针对性。PPP创新有效地促进了投资并提高了可持续性。"

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对本报记者表示，近期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下半年尤其需要防范内外需叠加导致的快速下滑。因为中美贸易摩擦，上半年出口告急，欧洲日本经济回调，外需压力很大。

金融整顿、金融去杠杆、房地产调控、棚改货币化比例降低，对下半年经济的影响比较集中。下半年要防止内外需同时熄火，政策要预调微调，既要防止货币放水走刺激的老路，又要体现结构性改革的要求。

在这种背景下，财政政策可以更加积极。

任泽平表示，当前，中国宏观政策面临三大任务：经济正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央正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大攻坚战，经济短期面临下行压力。在这方面，

货币、金融、财税政策要从全面紧缩向结构性宽松转变，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货币政策要从紧缩转向实质性的稳健和中性，金融监管政策要从一刀切的紧缩转向结构性的松和紧，财政政策要从全面的紧缩转向更加积极的减税和基础设施建设。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正伟对本报记者表示，国务院常务会议支持扩大内需、调整结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围绕补短板、增后劲、惠民生，确定了促进有效投资的措施。

减免税费，加快地方专项债券的发行和使用，会更加积极。年初，NPC和CPPCC提出今年发行1.35万亿元地方专项债券。目前发行进度缓慢。截至6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总额为0.37万亿元。

不足年度发行计划的三分之一。会议明确，预计今年剩余时间地方专项债券供给将大幅增加，有助于稳定今年下半年基建投资增速。

“货币政策主要是总量调节，财政政策更能体现结构。”伦泽

平告诉记者，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不同角度发挥作用，有很多领域可以整合，可以实现政策之间的协调。第一，国债。国债是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也是央行通过正回购或逆回购回收或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载体。

第二，金融投融资。政策性金融机构通过国家信用筹集社会闲散资金，发放贷款支持政策性项目，如精准扶贫、棚改、农田水利等。介于商业投资和一般金融投资之间。第三，国库存款。财务收支等。引起财政存款的波动，

央行在合理预测国库存款的基础上，加强国库现金管理，以提高收益率，消化财政存款大幅波动对货币供应量的压力。

在减免税费的同时盘活财政存量资金。

当前的财税改革是滞后的，这体现在预算、税制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中央和地方都出台了事权和支出责任的指导意见，在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然滞后和不足。预算仍然强调赤字的平衡和规模。

支出预算和职能预算仍然不足。预算的透明度和公开度不够，难以发挥监督作用。政府的综合财务报告尚未确定。税制结构以间接税为主，地方税体系有待完善，消费税改革进展不大，房地产税仍处于立法准备阶段。

减税降费更多体现在零碎的政策调整，而非整体推进，力度有限。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任重道远，除基本公共服务外的其他领域没有推进，相关领域改革本身也进入深水区。

任泽平表示，要加快财税改革。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大关于财税改革的要求，推进预算公开透明，更加注重支出预算和政策的执行。要摸清地方债尤其是隐性债务的底数，坚决不捂底，打破预期。

改革政绩考核体系，采用更合理的指标(绿色GDP、居民幸福指数等。)，建立离任审计制度和政府全面财务报告制度，严格追究地方政府和行政首长的责任，实行举债终身负责制，打破预算软约束。

加快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食品药品监管、教育、养老等体制机制。税制改革将促进减税降费，总量减税但高污染高能耗将要求结构性增税，间接税改为直接税制度。

下半年要落实降低增值税税率、加计扣除企业所得税、降低关税税率、提高个税免征额的减税效应。

同时，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有效投资和优质公共服务供给。任泽平说，在减少税费的同时，要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加快发行专项债券，以促进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扩大内需不再是传统的产能过剩和无效投资。

就是分区域、分类别投资，改善民生。近年来，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结构不断优化，社会保障就业和医疗占比分别从2013年的10.3%和5.9%提高到2018年上半年的14.8%和8.5%。

农林水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占比从2013年的9.5%和6.7%下降到2018年上半年的7.5%和5%。下一阶段，积极财政要从支出端体现效率，表现在：有产业和人口引入的地区要加大投入，

减少对人口和产业净流出地区的投资。加大道路、桥梁、地下管廊、数字城市等具有较强正外部性的设施建设，建设智慧海绵城市，减少甚至取消楼堂馆所等低效投资，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

“针对用财政资金向金融机构注资的问题，应该以此为契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而不是用纳税人的资金注资。“任泽平还提出，积极财政要更加精细化，注重结构调整，树立正反典型。

鼓励积极的官员，惩罚消极的懒惰。尤其要避免懒政、懒政一刀切，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解决问题。做一个负面清单，法律不禁止就可以做，给地方政府一些自主权。建立试错宽容机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营造鼓励现役军官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