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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商：肇启农耕文化向工业文化的转变
中国历来有晋商、徽商、浙商，却没有湘商，事实上湖南境内多山，交通闭塞，古来经济并不发达，商业文化实在没有什么。但如果细查湖南的文化，却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化正在古老的湖湘文化里孕育而出。
一大段的时间才能凝聚一点历史，而一大段的历史方能沉淀出一点文化。因此文化这个词，绝不是可以随便用的。
湖南这个地方，古时被称作南蛮之地，若论其时的文化，清末湖南学者皮锡瑞写道：“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唐开科三百年，长沙刘蜕始举进士，时谓之破天荒。”因此自唐以前的数千年，湖南也不过孕育了三两个人而已。
然而自宋岳麓书院创立，朱张会讲，程朱理学行于天下，才由湖湘学派而至于湖湘文化。文化的鼎盛，则发端于近代，到道光年间，湖南人才激增，据二十四史及各种人物辞典统计，道光年间(1820－1850)湖南人才在全国人才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已经由古代的不到1％上升到8—9％，人才数量在全国的排名，跃居第四位。近代湖南人才数量则居全国各省之首，据各种人物辞典统计，近代(1820－1949)湖南人才占全国人才总数的13％以上。岳麓书院门口那八个大字“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的匾额并不是说说而已。
而之所以近代的湖南有如此繁盛的人才，如此鼎盛的文化，一言以蔽之，“经世致用”而已。湖南近代人才群体五个代表人物：陶澍、曾国藩、谭嗣同、黄兴、毛泽东，都绝少空谈，以“行”为主。
晚清暮气日重，人心颓糜，就有了陶澍选拔人才而救世，而且这些人才大多是实干家，从林则徐直到左宗棠、胡林翼。清朝将亡，则有了曾国藩救国。至于甲午海战，中国三十年实业之途，抵不上日本区区小国二十年的维新，因此由实业而政制，便有了谭嗣同。维新失败，只有彻底变革政体，又有了黄兴，最后是毛泽东。可见一部中国近代史，每在激烈变革的前夜，每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湖南必定有中流砥柱。
但现在的湖南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被近代史的光环所笼罩，又在现代经济门前徘徊。有人评价现代湖南人极度的自卑和自负。自负来于近代鼎盛的文化，自卑则是这些年经济的逐渐落后，落了个“湖南人会读书，会打仗，不会做生意”的名声。
但从湖湘文化的整个发展史来看，战国直到唐朝甚至到宋元，湖南人并不比其他人读书读得好。至于会打仗，也是近代才有的。曾国藩之前也并没有过“湘军”。而无论读书也好，打仗也罢，都与整个社会的现实密切相关，当年的湖南人很少有为读书而读书的，更不说打仗了，都是为了“经世致用”才读书打仗。
所以湖南人实在不要囿于读书打仗的误区里走不出来，能读好书打好仗，需要坚韧的意志，顽强的性格，深沉的智谋和渊博的知识。这些才是湖湘文化里真正的性格，也是湖南积聚了数千年历史终于在近代爆发的文化根源。而这些也正是一个实业家所具备的素质。也是建立现代经济真正的基础。
所谓“君子喻于义”，又所谓“言不及利”，从程朱理学发端建立在农耕文明之上的湖湘文化要向商业文化转变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一部现代史早已表明，湖南人从不会脱离现实，反而是最善于从现实中找到自己使命的群体。经过数十年的经济改革，恐怕所有的湖南人都认清了现实，只有从现代经济中才能找到湖南的辉煌，也才能使得湖湘文化重新裂变，渊远流长。
正如湘军的威名是由一群军人所树立起来的，那么一种新的湖湘商业文化则需要由一群商人来建立。这就是湘商的真正意义所在。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有文化上，完成湖湘文化从农耕文化向工业文化的彻底转变。而伍继延们所切盼的，就是“湖南商人”早日蜕变为与晋商、徽商等量齐观的“湘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