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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300年历史的滩头年画，曾为滩头小镇主要经济来源，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被誉为中国“四大年画”之一的滩头年画的发源地目前仅存“高腊枚”一家年画作坊。今年6月，“高腊枚”作坊开门收徒，坊主的两个儿子正式向他们拜师学艺，但这些能否成为跨越市场经济时代坎儿的助推器，仍令人担忧。
300年滩头年画，色彩淡去
滩头，这个湘西南资水河畔的古老小镇，因年画而闻名中外。
滩头年画始于明末清初，是我省惟一的手工木版水印年画，从造纸原料的选择、纸张的制造、刷底，到刻版、七次印刷、七次手绘，一张年画的生产需要经过二十多道工序。因全在一个地方生产，便形成了它独特的美术风格：艳丽、润泽的色彩，古拙、夸张、饱满、个性化的造型方法，纯正的乡土材料和独到的工艺，使作品具有浮雕一般的艺术效果，在全国年画制作中极为鲜见。鼎盛时期，滩头年画作坊有108家，工人数百人，年销量达到3000多万张，畅销贵州、云南、四川和东南亚一些地区，一度“洛阳纸贵”，成为当地人的生存之源。
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被誉为中国“四大年画”之一的滩头年画的发源地目前仅存“高腊枚”一家年画作坊。
“高腊枚”作坊的男主人钟海仙今年80岁，女主人高腊枚也已经76岁。
“滩头年画威力大，歪风邪气见它怕，收藏一套滩头画，子子孙孙幸福家。”钟海仙几乎对每个前来探访滩头年画的人都念叨过他作的这首打油诗。
老人一生对年画的研究颇多。 “这活学起来容易，要精就很难了。”一幅完整的图案往往由不同的线条和色块组成，因此需要用多块不同的木版用不同的颜色印刷，每一次印刷都不能有误差，否则图案就会走样。他一边说一边在木版上刷上颜色，再将纸覆在上面，纸上呈现的是与木版完全相反的图案，这就是年画雏形。
但是，除了高腊枚作坊的年画让人饱了眼福外，整个镇上，极少看到滩头年画。很多门板上张贴的年画不再是土生的年画，取而代之的是美女、山水一类的图画。
2003年2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正式启动的新闻发布会上，滩头年画被列入该工程的首批项目。2006年又被列入全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谈到滩头年画的现实，钟海仙神色黯然：就连本地人们也似乎遗忘了这个“宝贝”。
“买年画的越来越少了，做年画费工费神，还不来钱。”钟海仙夫妇他们曾经带过七八个徒弟，后来全都打了退堂鼓。
一幅画多少钱呢？ 当地一个老人告诉我们，印上一整天，也只能勉强填饱肚子，所以当地人都不愿意做了。“去年滩头镇零星还有三户艺人在坚持做年画，现在另两家已经停产了。我们去年做了二三万张，主要是因为有许多人点名要高腊枚的年画，而这些人还只能把年画运到贵州一带出售。不知今后会怎么样……”
当地人分析说，“现在农村即便要贴都喜欢贴机械纸做的年画，毕竟机械纸张比原生土纸便宜，更经用。刻版的传人，印年画的传人，基本上都因为没有市场而逐渐荒废技艺了。”
面对滩头年画濒临失传的局面及现代消费市场，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滩头年画已经失去了生长的土壤，要想再回到清末民初家家户户贴年画已不太可能。而且“这个东西要传下去，就要宣传，要打市场，这都得依靠政府。”
目前，隆回采取一系列措施抓紧对滩头年画进行抢救和保护，提出了“学术保护”和“产业保护”相结合的办法，一是政府投入资金，抽调一批人创作年画，二是抽调人员，学艺继承画业。
今年6月，隆回县委、县政府在征得钟海仙夫妇同意的前提下，将已在国家机关和企业单位工作的钟海仙夫妇的两个儿子钟石棉、钟建桐动员回家，向两位老人拜师学艺，高腊枚作坊这天正式开门收徒授业。 县委宣传部长将他们从工作单位接出来送到父母的身边报到，要求他们学成后再传艺，不管是任务，还是传承，作为年画世家的后代自己有责任将滩头这一“瑰宝”传承光大。
小儿子钟建桐一直认为，滩头年画之所以渐行渐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老百姓的观念总是“哪样赚钱就往个方向走”，认为年画只有艺术和收藏价值，而忽视了它的使用价值。
然而令人感到担忧的是，即便他们兄弟一年时间能够将年画学好，也乐意将这“活”传授下去，但又有谁来学这叫好不叫“卖“的年画呢？如果作为一种旅游产品来开发，或者成立一个公司，但这样一个明摆着效益不好的公司谁又会投资呢？谁又能保证员工的工资？就算政府投资买单，但是，市场经济时代，靠政府又能走多远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