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 年，彭教授获得了主持我省当年只有2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之一，即《我国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研究》，其中在澳大利亚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的阶段性成果引起了较大的反响，阶段性成果有14 篇论文发表在了《金融研究》等CSSCI 源刊上，4 次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宣读。尤其是今年9月21 日，作为该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我国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内在关系实证分析》获得了中国金融教育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更是难得的殊荣。
近日，记者提出针对课题要采访他的时候，他很爽快就答应了。
——采访手记
我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
记者：彭教授，据了解截止目前你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阶段性成果。今天打扰你，就是希望能走进你主持的《我国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研究》项目的世界。你经常在论文中提到“二元经济”这一概念，那么请问什么是“二元经济”？
彭建刚：“二元经济”作为一个经济术语，最早是由荷兰经济学家伯克提出的，但是真正掀起二元经济研究热潮的是刘易斯，他在1954 年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存在着性质不同的两种部门，一种是以现代化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现代部门，以工业部门为代表；另一种是以传统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传统部门，以农业部门为代表。这两种部门的并存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二元经济，它主要体现了部门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
记者：你刚才提到二元经济在发展中国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那么我国现在存在的是怎样的二元经济结构呢？
彭建刚：我国自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2005 年中国GDP 达到22350 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的1.8% 提高到2005 年的约5%，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但是，我国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并没有随着GDP的增加而减弱，而是呈现出先弱化后又加强的变化轨迹。其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8—1984 年是二元性弱化的阶段，农业与非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逐渐缩小，二元经济结构改进较为明显；1985—1995 年是复杂的二元整理阶段，虽然这段时期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快，但是二元经济结构的改善并不是很大，经济结构的变化呈现出整理态势；最后一时期为1996 年至今，经济结构的二元性继续加强。
记者：彭教授，那么“双重二元经济结构”又是怎样的一个概念？
彭建刚：我们以上所讨论的二元经济结构是从部门间劳动生产率差异的方面来说的，对于二元经济研究的另一个视角是基于空间发展不平衡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角度考察，主要体现为城乡之间的差异和地区之间的差异。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无论是从生产率差异角度考察，还是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角度考察，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我们称之为“双重二元经济结构”。因此，研究中国的二元经济问题，应该采用立体、动态、全方位的考察维度。
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是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优化选择
记者：彭教授，实施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是你主持《我国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研究》课题组研究的重要基石之一。请你谈谈为什么我们国家应该实施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
彭建刚：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一般会根据所处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而实施多种不同的发展战略，其中最重要的两种发展模式是均衡发展模式和非均衡发展模式，这两种模式对发展中国家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实现经济快速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经济发展的实践却未能为均衡发展模式提供充足的验证。均衡发展战略要求的百废俱兴、齐头并进是发展中国家难以胜任的，在资金有限、外汇短缺、人才不足的条件下，分散使用力量将一事无成。
相对于均衡发展战略而言，非均衡发展战略是比较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状的。然而非均衡发展论本身也存在许多不足，它高估了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的作用，忽视了其市场残缺不全，并且低估了产业部门间不平衡增长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资源的集聚使产业部门或地区间的发展产生差距，并且这种差距的产生会进而因为“回波效应”而引起“累积性因果循环”，使产业结构失衡和地区贫富差距扩大。因而只有把均衡和非均衡结合起来实行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才是存在双重二元经济结构的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合理模式。
记者：彭教授，那你所说的“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是怎么样呢？它的基本思想是什么？
彭建刚：我所提倡的非均衡协同增长战略是指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出现非均衡是必然的，非均衡既有产业、部门之间的非均衡又有区域之间的非均衡，不能强求实现工业和区域的均衡推进，而应根据条件的成熟程度实行非均衡推进，但在非均衡推进过程中必须把重点论和协同论结合起来，注意协调产业部门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关系，以先行的带动后起的，加之落后地区和行业自身加快发展，以求在非均衡发展中求得协调，形成产业之间、区域之间和整个地区经济系统良性协调运转的经济机制。
非均衡和协同都是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非均衡是快速发展经济的手段，但非均衡有临界点，不能无限拉大，“协”是已经发展的地区或产业要通过扩散效应带动落后地区或产业的发展，“同”是落后地区或产业自身也要加快发展。非均衡协同增长战略的关键点是在作发展战略规划时，就已经把重点发展和全面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重点行业、区域的发展与其他行业、周边地区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作了通盘考虑。
记者：那么实施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如何改变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你能具体谈谈吗？
彭建刚：具体来说，在产业部门发展方面，根据地区资源优势、已有基础和服务全国、兴地富民的要求，选择重点发展的主导产业和部门，给予投资和政策双倾斜，使之率先起飞，成为产业发展的“火车头”，在此基础上，协调主导部门与非主导部门、基础结构部门的发展，通过主导产业部门的前后项联系效应，使各产业部门处于协调发展的状态之中。在区域发展方面，根据各地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优势，结合主导部门和优势部门的发展，选择某些资源存量和聚集能力强的地域或地点作为发展极密集投资，以求得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增长速度。通过这些发展极的聚集效应达到极化的效果，成为地区发展的“火车头”，当发展极发展壮大后，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同时外围地区注重自身的发展，进而达到促进整个经济发展的目的。
培育“发展极”是改变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催化剂
记者：我看到《双重二元经济结构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战略——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一文中反复出现“发展极”的字眼，请问什么是“发展极”？
彭建刚：“发展极”是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 佩鲁于1955 年提出的, 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发展极”是特定经济环境或经济空间中的一个“推进型单位”，这种推进型单位是与周围经济环境相结合，对另外的经济单位施加不可逆或者部分不可逆影响，产生“支配效应”的推进型单位，它自身的增长与创新能够诱导其他经济单位的增长。
记者：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发展极能促进国民经济，特别是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吗？
彭建刚：我们必须明确的是，这种发展极并不是单一的，是有大小和层次的，发展极可以是大城市，也可以是星星点点散布于全国各地的中小城市或县城。在欠发达地区，就整个区域而言，可以优先发展某个或某几个有发展潜力的城市作为极点，比如我们湖南省，就可以把长株潭作为一个发展极；就县域而言，发展也要有所重点，可以以县城本身作为极点培育发展极。在多层次的发展极中，每层的发展极所发挥的聚集、扩散的能力和范围是不一样的，整个区域的发展极无论是聚集还是扩散能力都会大于该区域内低层次的发展极。同时在多层次的发展极中，每个发展极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相对的和动态发展的。从空间范围来看，每个发展极的地位都是相对的，一个县域级的发展极相对于比它大的整个区域的发展极而言属于周围地区，而相对于它下面的周围地区来说它又属于被极化的中心；从时间范围来看，发展极之间的发展也是交替进行的。因此，这种发展极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
记者：谈到这里，我想问一下发展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在改变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中有什么作用呢？
彭建刚：这个问题问的很好，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对弱化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作用在我与我的博士生周行健合作完成的《弱化二元经济结构的加速器：地方中小金融机构》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在欠发达地区培育发展极过程中和在发展极扩散效应中都具有重要功能。经济资源在空间点上的极化需要金融的强有力的支撑。大型金融机构有规模上的优势，在资源配置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同样具有独特的长处，其作用和地位都是不可替代的。在欠发达地市区域经济发展极化过程中，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是中小企业外源融资的主要渠道，另外还可以为地方政府市政建设融资。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是县域地区资源聚集的主要渠道之一，据我们项目组在望城县的调研结果，近几年无论是存款总额还是贷款总额，地方中小金融机构中只农村信用社一家就相当于四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总和。
记者：彭教授，除了大力培育“发展极”，发展地方中小金融机构之外，你对改变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还有什么具体的对策呢？
彭建刚：我认为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做工作。首先，要努力提高农业效率。根据我国农业的现实情况，可以把发展专业化的商品农业作为长期目标，现阶段则考虑把混合的多种经营的农业作为基本定位，在发展本地主导农业的基础上，引进新型经济作物，实现多种经营，既减少了剩余劳动力，又增加了农民收入。另外，要通过专业化生产经营管理，将农业生产各环节连接成完整的产业体系，实现种植、加工、销售等一体化经营。其次，要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内部吸纳”与“外部流动”相结合。从我国的农业劳动力资源看，数量多素质低是我国农业劳动力的基本现状，发展现代农业需要大量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新型农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目前剩余的农业劳动力在农业生产经营中仍然大有作为，而教育和培训是关键。如果能保证足够的资金、适宜的技术和经过教育、培训过的高素质劳动力，即使在土地等自然环境的约束下，也能提高农业生产的边际生产率，并大大拓展农业生产的新领域。第三，要减少制度性障碍，为二元经济结构改变提供制度性保证。城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性因素是制约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改变的重要因素，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中，我国的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在劳动、收入、消费、教育、生活等各个方面形成了较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集中体现在以“户籍制”为核心的制度性障碍上。只有在城乡户籍、劳动分配和社会保障等制度上进行根本的改革，才能为二元经济结构朝着有力的方向转换提供制度上的保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