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不起诉标准”有益于提高法治效力

　　——仔细分析这五种情形，可以发现，“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是它们的主要特点，而且有的行为本身就是无意而为，或者是一种盲从。比如因亲友、邻里及同学同事之间纠纷引发的轻微犯罪，群体性事件中的一般参与者，等等。对于这些犯罪行为和犯罪嫌疑人，起诉未必就一定能够达到法治的目的。法治的目的，一方面是保护社会公众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是改造侵犯公众基本权利的人，让犯罪嫌疑人“重新做人”。

　　起诉，关押改造，固然能够让犯罪嫌疑人“重新做人”，但对于那些“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的偶然性犯罪，则不仅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而且也可能因此阻碍了犯罪嫌疑人“重新做人”。因此，可以说，规定依法不起诉的五种情形体现了法治精神。同时，不起诉是体现了社会的责任。比如，免于饥饿是公民的一种天然渴求，政府有责任提供给公民基本的经济保障。所以，“因生活无着”而实施的轻微犯罪，社会应该考虑如何去消除饥饿，而不是一味地考虑对这种轻微犯罪进行惩戒。这样的规定应该说是富于人性味，也体现了政府的一种责任心。 王攀

　　确保不起诉在执行中的公正性

　　——人性化执法办案，是司法进步和司法文明的显现，也是我国法制走向成熟的必然趋势。然而，跟最高法院提出的“少杀慎杀”原则和广东东莞两级法院出台“赔钱减刑”规定一样，这五种情形下的不起诉措施，在网上也有质疑的声音。

　　如何让不起诉守住底线？在我看来，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相关概念应进一步具体化，防止出现执行上的随意性。虽然不起诉的五种情形规定得较明了，但如何确定“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什么情况下算“轻微犯罪”？应该有较为清晰的法律界定。

　　二是，程序上要健全，防止执法人员搞权力寻租。当下的司法实践中，执法不公问题往往就出现在程序不健全和违反程序上。对不起诉的五种情形，不仅要提出严格遵循、准确把握的要求，而且要在使模糊概念具体化的基础上，严格规范认定程序，不能光凭办案人的主观臆断，对不起诉案件要按程序依需要公开审查，坚决杜绝渎职和不作为。

　　三是，用制度推进人性化。人性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法律底线。人性化执法办案应依赖于司法良心与社会整体道德感的推进。这就要求，一方面，司法人员要恪守公平正义的原则，另一方面，也需要同步提高全社会的道德和法律水准，人性化必须具备相应的人文制度和司法品质，才有实行的价值和成功的基础。　董宏

　　达体贴弱者的法规能使法律更严　　

　　——五种情形可依法不起诉。对此，不少公众在赞赏法律人性化的同时，担心我们的法律放宽了起诉标准，会纵容一些犯罪，会给犯罪者留下可钻的漏洞——我觉得这种担忧误解了法律，体贴弱者和宽容轻微犯罪的法律，不是宽了，而是更严了。

　　首先要明白，新标准对弱者的体贴和对轻微犯罪的宽容不是什么恩赐，而是公众在法律框架中应该享有的权利，刑事司法政策原本就有宽严相济的原则，此次新标准不过是对法律原则的具体化。另外犯罪研究专家贝卡里亚说过，刑法的目标应是预防犯罪而不是惩罚犯罪，起诉因生活无着而偶然轻微犯罪者，根本起不到预防效果，结果只是惩罚，而惩罚这些人既不人道，也只能把他们往更大的犯罪上推。

　　其次，越人性化的法律越让人敬畏，因为它体现的人道关怀在人们面前树起一种道德力量，使人们在内心敬畏它——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真正认同的敬畏感，而不是被严厉的惩罚和高额的罚金吓出的畏惧感，所以在人们心中会显得愈发严厉。

　　法律的严厉并非表现在条文和惩罚的严酷上，而在于人们是否认同它，只有赢得人们内心敬畏的法律才是真正的严法。 曹林

　　轻微犯罪不起诉应消除权力滥用猜疑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检察机关对一些轻微犯罪有“起诉裁量权”，可以自行决定不起诉。同时，“宽严相济”也是我们的刑事司法政策，对于轻微的犯罪也提倡予以从轻处罚。因此，对于五种情形不起诉，既合法又合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能确保这种不起诉的权力不被滥用，切实地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其实，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这一规定以前，有些地方检察院也在探索对这五种情形的犯罪实行不起诉。但这种探索引起了人们的争议，人们担心的就是这种不起诉的权力会被滥用。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因为，不起诉是由检察机关一家作出，这种决定没有像审判一样在庭审中质证，没有倾听双方的意见，没有透明、公开的机制，因而难免出现“暗箱操作”。

　　所以我建议，对于不起诉案件，应当引入人民监督员制度。如果被害人对于不起诉不服，可以要求人民监督员进行监督，人民监督员进行合议后，认为不起诉不妥当的，提出意见，原先作出决定的检察机关必须由检察委员会重新讨论；如果检察委员会维持原先的决定的，而人民监督员不同意的，应当提交上级检察机关决定。

　　目前，检察机关虽然确立了人民监督员制度，但人民监督员监督的范围局限于检察自侦案件的逮捕、不起诉等的监督，并不对公安机关移交的刑事案件的不起诉进行监督。许多不起诉案件，包括上面提到的五种情形的轻微犯罪的不起诉案件，并不能进入人民监督员的“法眼”。因此，要想对五种情形的轻微犯罪不起诉，能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消除公众对权力滥用的猜疑，我认为让人民监督员介入监督为好。 杨涛